合作化是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有效路径

发源于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的“新仓经验”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，在21世纪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，其演进过程本质上是我国农业在不同历史阶段破解“组织化”难题的持续探索。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整合，到市场经济下的市场导向合作，再到新时代的数字化、全产业链融合，其核心始终是“为农服务”的初心与“改革创新”的勇气。

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，这一经验揭示了三个关键逻辑：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，让农户成为合作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，而非被动接受者；二是统筹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，既发挥政策的方向性作用，又激活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；三是推动生产、供销、信用深度融合，构建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合作经济体系。

当前，我国农业正面临人口结构变化、消费升级、全球产业链重构等新挑战，“新仓经验”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模式，更在于证明了“合作化”仍是破解“小农户与大市场”矛盾的有效路径。从平湖市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、落实“新仓经验”的实践中看出，联合合作是其改革的核心，市场化经营是主要方向。

事实上，农业市场化与农民组织化是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内容。

在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，要推动“新仓经验”从“区域样板”走向“全国范式”，进一步强化制度供给，解决基层社登记注册、金融创新政策配套等关键问题。当合作化的阳光照亮更多乡村，中国农业必将在组织化、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，为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“中国智慧”。

人地矛盾倒逼下的组织化突围。我国农业长期面临“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一半”的严峻现实，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在面对市场波动、技术壁垒和自然风险时往往束手无策。以浙江平湖新仓镇为例，1950 年代初，单个农户在农资采购中因议价能力弱导致成本高企，农产品销售受限于渠道狭窄而价格低迷，周转资金更因缺乏抵押而困难重重。这种“小生产”与“大市场”的天然矛盾，催生了将生产互助组、供销合作社、信用社结合的“三角合同”模式 —— 通过生产合作整合劳动力和土地，供销合作解决购销难题，信用合作缓解资金压力。这一雏形本质上是对人地资源紧张、经营效率低下问题的系统性回应，开创了中国农业通过组织化提升抗风险能力的先河。

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改革逻辑演进。计划经济时期，“三角合同” 依托行政力量实现资源集中调配，既保障了国家工业化所需的农产品统购统销，又为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提供了稳定渠道，成为国家原始积累的重要支撑。改革开放后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生产力的同时，分户经营导致的 “小农户与大市场” 矛盾再次凸显：单个农户难以对接现代流通体系，技术采纳成本高，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。新仓镇在 1990 年代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痛点，下决心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，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合联，从行政主导转向“政府引导+市场运作”，实现了从保障供应到服务全产业链的功能升级。这一转型不仅顺应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，更证明了合作化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上提升组织化程度的可行性。

政策驱动与基层创新的双向赋能。中央政策为“新仓经验”提供了制度土壤。自1982 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“恢复供销社合作商业性质”，1995 年《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》强调 “为农服务” 宗旨，2015 年中央11号文件要求供销合作社改革要“为农、务农、姓农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，提出了开展农民专业合作、供销合作、信用合作“三位一体”改革的宏伟构想。这些顶层设计为基层探索指明了方向。而新仓镇的干部、群众则在政策框架下展开持续创新：从“三角合同”解决短期购销问题，到 “农合联” 整合全产业链资源；从技术合作实现单产提升，到数字化管理推动效率革命。这种 “政策引导—实践探索—经验升华” 的良性循环，使“新仓经验”既符合国家战略导向，又扎根于农村实际需求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中“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相结合”的典型范例。

“新仓经验”的核心内涵是“三维合作”重构了农业生产关系。一是生产合作：从分散低效到规模高效的效率革命；二是供销合作：从田头到餐桌的价值链条重构；三是信用合作：破解农业“融资难”的制度性创新。

资源整合的可复制方法论。“新仓经验”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“供销合作社搭台、企业唱戏、农户参与”的资源整合范式。在土地资源上，以产业农合联为载体规范土地流转，为土地碎片化地区提供了“组织化整合+数字化管理”的操作模板；在资金层面，通过资金互助会、银社合作等多元渠道破解融资瓶颈，其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社员参与”的融资逻辑适用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；在技术推广上，“科技小院+企业合作”模式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，各地可结合特色产业搭建类似平台，推动农业技术“最后一公里”落地。这种系统化整合思维，使分散的土地、资金、技术等要素产生协同效应，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底层架构支撑。

组织创新的层级化服务网络。从“三角合同”到“市—镇—村”三级农合联体系，新仓镇构建了功能清晰的组织架构：市级统筹资源对接外部市场，镇级整合产业实现规模服务，村级落地执行保障农户参与。以强村公司为例，其“职业农民承包制”培养了本土农业经营主体，数字化管理提升了生产效率，这种 “公司化运营+专业化分工” 模式可复制性强，为其他地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路径参考。供销合作社转型为“服务枢纽”后，整合政务、金融、物流等资源，成为连接政府与农户的桥梁，这一角色定位为基层组织改革提供了新方向 —— 从单纯的购销中介转变为综合性服务平台，增强对农户的凝聚力和服务力。

利益分配的公平可持续机制。“保底分红+二次分配”机制是“新仓经验”持续运转的关键。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获得稳定收益，为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奠定基础；社员除按股分红外，还享受技术服务、优先收购等权益，直接提升参与积极性。这种分配模式平衡了集体、企业、农户三方利益：企业通过规模化降低成本，农户通过组织化提升议价能力，集体通过服务获取发展资金，形成“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”的共同体。在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、青壮年外流的背景下，这种机制有效激发了农户的合作意愿，为解决合作经济中“搭便车”“分配不均”等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案。

数字化转型的农业现代化路径。新仓镇的数字化实践证明，农业现代化并非依赖高投入的“智慧农场”，而是通过 “小步快跑”实现全链条升级。“数字农田系统”实现耕、种、管、收全程数字化，降低人工成本；“金服在线”平台打通农资采购与农产品销售线上渠道，解决了传统流通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。这些数字化工具并非“高大上”的前沿技术，而是基于现有互联网平台的本地化改造，适合不同地区结合自身产业特点推广。

在数字经济时代，“新仓经验”的启示在于：通过数字化手段重构农业生产、流通、服务流程，能够让小农户共享技术进步红利，实现“小生产”与 “大数字”的无缝对接。

政策响应与基层创新的结合范式。“新仓经验”的成功，本质上是 “政策红利+基层智慧”的结晶。从中央11号文件要求的 “三位一体”改革，到地方实践中“农合联”“强村公司”等创新载体，体现了 “顶层设计具体化、基层创新制度化”的互动逻辑。这种范式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方法论：深入研究中央政策导向（如乡村振兴、共同富裕、数字农业），结合本地资源禀赋（如产业特色、地理区位），鼓励基层开展 “微创新”，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。例如对接上海 “菜篮子” 工程建设长三角集散中心，既响应了城乡融合发展战略，又激活了本地农产品市场，实现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的双赢。

（孔祥智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专家监事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二级教授、中国合作社研究院院长；李欣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，全文详见第5期《中国合作经济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