鉴古知今—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

2018年3月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》，值得关注的是，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“健全社会主义法制”修改为“健全社会主义法治”。从“法制”到“法治”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但是两者含义却大不相同：前者侧重强调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制度，是相对于经济制度、政治制度而言的；后者则是一种治国的理论、原则和方法，除了包括动态的立法、司法、行政执法及守法等活动，还包含着一种价值追求，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。一字之改，是我们党依法治国理念和方式的新飞跃，彰显了我国法治建设理念的提升，是一个伟大的跨越。

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，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。这一全新的理论指向，充分说明了法治文化建设在整个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。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“共同体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贴近社会生活、涵养法治精神的重要特征。法治文化建设所营造出来的文化殿堂感与价值崇高性，有助于使法治思维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思维，使法治方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，使抽象的价值理念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。

“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，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，也不是刻在铜表上，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”。法律是价值观的表明和外化，能够铭刻在人们内心里的法律，只能是内含于法律条文之中的价值观念、价值原则和价值规范。

淮南作为能源之都，历史文化积淀和煤电资源储量同样丰富，尤其是淮南的成语典故，更是数量庞大，历史悠久。2018年5月8日，淮南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为“中国成语典故之城”，一张独具特色、富含深意的“国字号”文化新名片从此落户扎根，靓丽示人。据不完全统计，《汉语成语词典》和《古今汉语成语词典》收录成语约2.52万条，而从《淮南子》一书中摘录的成语就达122条。《淮南子》作为淮南的第一文化名片，集中体现了淮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，一直以来都是淮南人的骄傲。纵观《淮南子》收录的成语，不难看出其中深邃的“法治情结”。

时至今日，“时苗留犊”的美谈仍广为传颂。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常林传》记载：时苗少清白，为人疾恶。建安中，入丞相府，被曹操任为寿春令。他为政令行风靡，不事权贵，与常林、吉茂和沐并四人以清介闻名。当初，时苗为官上任寿春令时，乘坐一辆牛车来寿春。一年过后，母牛生一小犊。卸任后，群吏说:“六畜不识父，自当随母”，力劝将牛犊带走。但他却说:“令来时本无此犊，犊为淮南所生有也。”当地民众父老虽“攀辕卧辙”，时苗还是执意留犊而去。后来，人们为了纪念时苗为官清廉，亦把小牛饮水之池取名为“留犊池”，又在牛犊栖身地建起“留犊坊”。明成化年间，知州赵宗顺从民意，又在池北建祠祭祀时公，因称时公祠或"留犊祠"，池、祠之间的街巷曰“留犊祠巷”。时苗死后葬于太平乡小漳河之滨。当地群众称其墓冢为“牛令圪塔”。自此，“时苗留犊”的历史故事和成语典故一直流传至今。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也由衷赞美道:“街东街西翠幄成，池南池北绿钱生;幽人独来带残酒，偶听黄牛第一声”。

当然，在淮南的历史文化中，除了时苗，还有很多遵法守法的典型。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孙叔敖，他可是古代为官清廉的典范。

距今2600多年前，淮河流域洪灾频发，孙叔敖主持治水，倾尽家资。历时三载，终于修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--芍陂。后孙叔敖受楚庄王赏识，开始辅佐庄王治理国家，任楚国令尹，他为官公正公平，清正廉洁，不蓄余财，是古代清官的典范。据史书记载，孙叔敖原本是一个地方小官，因老相国虞丘子的大力举荐，才得以升任到“令尹”（即国相）的职位。有一次，虞丘子家族中有人犯了法，孙叔敖并没有因为虞丘子是自己的恩人而放任虞丘子的族人犯法，他将虞丘子的族人照样抓起来依法严办了。虞丘子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老臣，当他知道这件事后，主动进宫对楚庄王说：“我向国君推荐孙叔敖掌管国政，现在证明我举荐的人是能胜任的啊。”他还称赞孙叔敖是“奉国法而不党，施刑戮而不骫，可谓公平”，意思是说孙叔敖是一位奉行国法而不结党营私，施行刑罚而不冤曲人的公平公正之人。正因为孙叔敖率先垂范，以身作则，做出了很好的榜样，所以他任令尹时，楚国出现了“上下和合，世俗盛美，政缓禁止，吏无奸邪，盗贼不起”的大好局面。

马克思曾说过:“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,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,而是在直接碰到的、既定的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。”如今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，我们要从《淮南子》中蕴含的“礼法兼治”“法不阿贵”“刑无等级”“实质正义”等传统法治思想中不断汲取精华，切实发挥文化自信的引领作用,赋予传统法治思想新的时代内涵，让其中的优秀部分呈现出当代价值，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。